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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9
不能只看年龄

  采访人:肖文飞

  被采访人:王家新

  时间:2005年10月28日晚

  地点:王家新工作室

  肖文飞(以下简称肖):首先,您是学财经的,是一位官员,然后又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可以说您身兼几种角色。您是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

  王家新(以下简称王):我一直想找机会申明一下,我是先写字、写诗,后学财经、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我六岁开始练习书法,搞个展的时候还是个学生。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我捐了八十幅作品,写得不好但是捐得挺多的。2000年当选中国书协理事,我三十三岁,是年龄最小的,当时有争议,一位老先生帮我解释说,不能只看年龄,他写字都快三十年了,算是老书法家了。

  对文化艺术方面的了解,使我在工作中常能事半功倍,更好地为文化事业发展服务,同时在工作中,又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在许多大博物馆,能看到珍贵的书画文物,好东西养眼,识见滋养心灵,心灵又决定手,积淀多了,对创作很有帮助。因此我常怀感激之情,要把所知所学贡献给党和人民,这是心里话。

  我办公室没有毛笔纸墨,在办公室很少谈书法、诗歌,公务和爱好是绝对要分开的。在正式场合,我常常要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而在业余时间,我尽量卸下这份沉重,轻松一下。我和朋友租了一个仓库,改造成这间工作室,很简陋,很便宜,但面积很大,离家也近。我经常外出,用得多的倒是书画界的一些年轻朋友,不管我在不在,他们可以随时来,又写又画。这是都市里的村庄,下了三环路就进村了,北京现在似乎很少有这样的地方。夏天的晚上,路边全都是烤肉串的,灯光昏暗,写完字以后,我就和朋友们出去,吃肉串,喝啤酒,闲侃。我爱人说你俗不俗啊!我说不俗,我到哪都得端着,在这儿我自由,没人注意,我要的就是一种感觉,放松、快活。

  肖:您从事教科文财政工作,您一定会和很多老先生打交道,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王:的确接触了许多老先生,比如赵朴老(赵朴初)、启先生(启功)等,他们的学问、修养以及超凡的人格魅力都深深感动着我,使我受益匪浅。

  赵朴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我去看他。朴老是大学问家,大书法家,他在病床上看我的字和所谓的诗,看了很久。他说:小王,你阅历挺丰富的,走了这么多地方,诗里都写出来了,你要珍惜这份阅历;你的诗有些问题,比如韵脚、平仄,需要加强,你们北方人有语音上的先天不足,不晓得古音;你要写下去,现在也许不够好,但只有坚持写下去,将来才会更好,尤其是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不写诗,很麻烦。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你是1967年生的,我是1907年生的,我比你大了一周甲,你要珍惜呀,要努力啊。我回家愣神了几天,和朴老接触,如沐春风,如对高山,那真是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至今激励我永不懈怠。

  去年有关部门鉴定清理文革后查封的文物,我也在场。启功先生看一部拓本时不停地说:好啊,好啊!明拓呀!后来突然发现拓片空白地方有一个小印章,康生的,启老调侃:哎呀,康老也懂行啊!有学问呐!又问旁边的傅熹年先生,熹年,你说这个帖子是谁家的?不知道。是你祖上的,藏园的!一看有个铁线篆藏园主人的章子,抄家时给拿走了。启老又指着一本何绍基的册页说开了,这册子原来是谁谁的,清末又被谁谁收了,后来叫大军阀拿走了,后来赏给谁了,这就是鉴定界的掌故派,非常厉害,活国宝。后来,我在自己的新诗里,记录下了那天下午的阳光,还有老先生们的笑容,豁达、平和、清澈、透亮,如同面对魏晋的士人。和他们在一起,你可把世俗的一切都抛开,那是对心灵的洗礼,是无法抹去的永恒记忆。

  所以启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感觉不只是一个人去世了,而是一个书法时代的终结,那一代人,把书法与学问结合得那么好的,以后很难再有了。先生遗体告别那天,我心里空落落的,特别伤感,在灵堂外站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向老人家鞠躬,虽然应该说是喜丧,但我还是泪流满面。启先生说话时那种姿态、那种眼神、那种调侃的语式,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回荡在耳旁。启先生最后的日子,经常挂着个尿袋儿,扶着个推车就像现在小孩的学步车,我们进门,他站起来抱拳作揖,然后又迅速扶住推车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记得征集《研山铭》时,他对我的领导说,我拥护政府,感谢财政部,你们有眼光,功莫大焉,我给你们鞠个躬。这个大礼谁能受得起?这是先生对党和政府重视文物的肯定,那场面真是太感人了。

  去季羡林先生家,向老人家请教,季老说:您是书法家,字写得好;我也喜欢书法,但我写得不好。我说,您写得不是一般的好,您是大学问家,他说:我不是学问家。聊到高兴处,老先生就牵着我的手说:我领你到别的房间看看。在另一套房子我看呆了,一排一排的柜子,都是线装典籍,很多书都夹着纸条。季老说自己没学问,只是研究些梵文,研究东方学,谦虚到让人肃然起敬,让我辈无地自容。

  跟这些老先生接触,我们的阅历、知识、做人,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原来我曾自负,也曾轻狂,觉得这般年龄,能写诗、写字,了不得,想来真是汗颜,惭愧得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越有学问就越谦虚、越平和,从外表你看不到光焰了,因为他们已经归于平淡、质朴,到一种境界了。

  肖:您1989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是第一个在校大学生举办书法个展的。

  王:我没有查证过,所以我不敢这么说。我十三岁获奖,十九岁第一次展览,然后是二十四岁第二次展览。1989年大学毕业前的那次个展可以说决定了我后来的生活,具体细节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是不足挂齿的事情。

  肖:您的书法启蒙老师是你的父亲?

  王:是的,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几个字呢。父亲每天在报纸的左边写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等简单的词,写柳体,我要在空白处补满,每个字大概写十遍,晚上交卷,就是这样起步的,很煎熬,不情愿。后来是我的历史老师陈锦枫先生,福建人,字写得漂亮极了,对我影响很大。还有王廷风先生,是鞍山书协主席,他师法于右任,我非常感念先生。1987年去拜见沈延毅老,当代写魏碑到达他那种境界的几乎没有,对沈老的研究和认识还很不够。

  今年回东北,我去看了我七岁时候住的房子,二楼走廊上,我写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居然还在墙上,我给拍下来,当时很是感慨,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时间的跨度所带来的沧桑感,震彻心宇。

  那时候书法资料很少,我伯父给我的《米南宫书西都赋》、《十七帖》、《赵松雪梅花诗》等,不知临了多少遍。现在家里有上千本字帖、近万册藏书,却不那么专一了。我买了很大的房子,我和爱人还住很小的卧室,买房子都给书住了。我的生活离不开书,坐拥书城我快乐、踏实,书房是我精神的栖息地。

  肖:现在您这么忙,还有时间写书法吗?

  王:每天做不完的工作、开不完的会,还读着博士,是财政方面的。导师许毅先生已经八十八岁了,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我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交给书法了,有时候我也想,我活得也够累的,晚上两点多睡觉,早晨六点半起床送孩子,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回家跟爱人说说话,看看儿子做作业,接下来写字,用毛边纸,一张写八个大字楷书,一天几十张,目的是壮壮字的骨骼。然后抄书,抄完唐诗抄宋词,抄曾国藩家书,写行草或写经体楷书,找一种书写的感觉。自己也写诗,随便有感而发,算作日记,写了几百首。我还算是超级影迷,上千张碟,经典影片几乎都全了,半夜里看得喜怒哀乐的,特过瘾,也挺神经。我认为艺术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鉴,这就是我的业余生活状态。

  肖:您创作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诗词,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经很少了。

  王:写自己的诗词有感觉,能心手相应,虽然我的诗写得很差。

  肖:谈谈您的书法观吧。

  王:我随便谈点感想。我觉得书法还是两大体系,一种是传统的文人书法体系,必须要与一个人的知识、阅历结合起来,特别需要对经典作品的研习和传承,对生命、社会和自然的感悟,饱含着古典和民族的情结。第二种就是现代视觉艺术体系,因为中国书法不能回避时代和世界,回避全球化和信息化,主动地适应、融合、借鉴、调整,正是为了不被动,为了坚守和发展。今天的书法毕竟实用性差了,我们的书写更多的体现为艺术行为,因此必然要考虑视觉的冲击力、吸引力、表现力,要吸收姊妹艺术乃至西方现代艺术的元素。我自己偏好第一种,但我特别关注和欣赏一些年轻朋友们的探索和实践,欣赏才情的迸发和生命的律动。

  传统体系的书法家,掌握了技法之后,最主要就是风格和学识问题。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性。但什么是个性?如果就是简单的跟别人不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一味地破坏、背离、放纵,那绝对不行。还是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形成个人面貌、形成鲜明风格,再以学识相滋养,方能有成。尤其是学问,是书家之间最后的高端PK,关乎书作的气息、品位、神采和境界,是我们望眼欲穿的彼岸。

  肖:有人说现在搞书法的年轻人急功近利,您怎么看?

  王:所谓功就是功名,所谓利就是金钱。据我了解判断,大多数年轻书家,既没当上行政官员,也没当上书协的主席、副主席、理事之类的,更别说立润格赚钱了。为了书法艺术,他们废寝忘食,撇家舍业,有的成了北漂,有的甚至倾家荡产,献出生命,他急什么功近什么利了?许多年轻书家对书法非常挚爱,非常执着,非常勤黾,做了艺术的苦行僧,还心甘情愿。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感受、作为都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喜欢艺术的权利、创作的权利。历史将大浪淘沙,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因此我们确实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想好到底追求当世的名与利,还是身后的、能真正传诸书史的印迹和辉煌。

  肖:在当代能在书法上闯出一条路是不是更难了?

  王:中国历史上字写得好的人多了,当年考科举、求功名的,或是记账的、开药单的,那小楷书写得多好,但是历史上没留下他们,在书史上留下一笔谈何容易,还是要有所创造,有不同寻常之处。仅以明代书家论,徐渭之于笔法、董其昌之于墨法、王铎之于章法的变化发展,奠定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这是探索的结果和回报。但这样的书法家一个时代有几个?所以闯出一条路不是当代难,历史上就难。

  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比如书法领域甲骨文、简帛的发现,从书体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古人的可能,从唐到清中期,没有罗振玉、潘主兰、刘顺的书风,没有钱君匋、张继的面貌,这是历史的恩赐。还有传媒和印刷业的发达,现代书法的发展道路应该比以前宽广的多,条件也好得多了。从时间和效率角度讲,我们的一生简直就等于古人的几生几世,我们去一趟美国,路上十几个小时;曾国藩回趟湖南老家,走三个月。但效率上去了,有些感觉却没有了,比如说离别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是多么真挚、深切,因为一分手,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了;又比如别时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当年走的时候是小伙子,再见面时儿女排成行。所以那时的别离诗写得非常痛彻、感人。又比如,我们现在登泰山,坐缆车一会儿就上去了,忙着照相,除了留下到此一游的佐证,不会再有其他的什么。古人呢?一爬两三天,走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路边有什么景物、有什么遗迹,天边的云朵、涧中的溪流等等,整个身心沉浸在里面,观察、体悟、感慨,那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是当代人无法比拟的,这也注定了他们所写的泰山诗博大、深沉、细腻。现代人失去了古人宁静的心境,成天生活在忙碌喧嚣之中,已经没有了古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深刻体验,至少没有时间思考了。

  肖:您的人生经历对书法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我总体上挺顺的,没有什么曲折的、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2000年有段时间我没事情做,常常坐在大玻璃窗前看天,外面就两根电线、几棵树和破蔽的楼房,冬天的时候,树叶掉了,光秃秃的,有的时候飞过来一只喜鹊、飞过来一只乌鸦,我都高兴半天。那是我挺艰难无奈的时候,但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些事情,还写了大量的诗歌,非常难忘。有了那段经历,我更珍惜今天,不管让我干什么,再苦再累我也一定踏踏实实把它做好,想问题更达观、更开阔了,这种感觉体现到我的诗词和书法里,就有了些不同的气息,不只是文化气息,还有一份生命和人生感悟在里面,感悟多了以后,书写的线条就不再纠结、结体不再局促了,生活状态也不那么张扬。不再怨天尤人,而是随意、适时适事。这种状态是做不出来的,而且今天感觉平和达观了,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反省,又有问题了,因此说做人修艺是终生的课程。

  肖:您能否从财经的角度,分析一下书法市场以及国家有关文化政策的情况。

  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国力日益壮大了,社会稳定,经济迅猛发展。盛世收藏,这是大背景。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艺术品与国外比照,价位还是偏低,凡?6?1高、毕加索的作品都卖到一亿美金了,我们的古代优秀艺术作品,当代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作品的价格如何?应该还会有巨大的空间。书画作品有艺术属性,也有商品属性,文人不言利,但艺术品在市场流通的环节是要体现价值、表现出价格的。我们要有规范的市场秩序,经理人制、权益保障等,会逐渐制定完善相应的政策。政府的文化政策体现国家的文化态度和导向,尤其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弘扬方面。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关乎国民素质的提高,关乎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建设,这方面需要不断探索。我坚信中国的文化、坚信我们的书法艺术会迎来更明媚的春天,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