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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7
浙江美院就贴出了一大片大字报

  自述是我为我的水墨作品集别作一篇,这是为了让读者知其人,论其世,更能鉴析作品的好与不好,以及好坏得失之所由。

  我生活的时代,大环境的起落剧变决定了我的人生经历。早年的教育一直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的艺术创作,在我看来,从事什么工作,作不作画,根本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

  第二章 跌到谷底

  文革的困惑

  1966年风云突变,从文革运动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就立刻被抛到了漩涡中。因为浙江美院在全国造反特别早,在聂元梓大字报发表的第三天,浙江美院就贴出了一大片大字报,矛头直对着院党委。学校就此分成两派,一派要打倒旧党委,一派就开始保。这个划分很明显,原先的一批班干部成了保守派,原来班里面调皮捣蛋不受重视、受气的学生全成了造反派。我是班干部,又喜欢独立思考,这个时候当然很自然就成了保守派。但是,后来到了8、9月份就越来越不对了,两派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清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浙江美院的造反派代表就上了天安门。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困惑,思想上非常苦闷。因为这个时候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没法解释了,原先学的那些东西都不管用了,根本就解释不了这些问题。

  1966年秋,父亲被揪出来游街批斗,斗得非常厉害,使我十分震惊。整个浙江美院包括父亲在内有四十几个人给关进了牛棚。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无从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在整个文革的过程当中,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直接去想父亲是不是应该揪出来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我想得其实挺远的。当时我看到文革把原有的整个体系几乎都给摧毁了,这在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试图从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去寻找解释。我当时想到,在革命的过程中是不断地把最底层的人翻起来,不断地把上流阶层的人打下去来求得社会的进步。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可能的思路,我始终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把原有的结构打破就一定能进步呢?

  整个文革鼓动起来的是造反派。保守的一派就是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有的体系,造反的一派就是想把所有的体系打倒、砸烂。我试图把文革的现实与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企图弄清楚文革的来龙去脉。整个文革期间包括我下乡的这个时期,在令我困扰的各种问题当中,这个恐怕是中心问题。虽然父亲所受的迫害是整个美术界最大的冤案之一,他被批斗过上百次,在牛棚中有记录的批斗就有七十多次。多次被押在卡车上戴着高帽、挂着大牌游街示众,惨不忍睹。不言而喻,我自己也从在表扬声中长大的优秀学生,成为被打倒了的反革命儿子这个最底层。当时的口号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但是我仍然力图超越个人境遇去思考问题。因为我知道父亲被斗和被打倒,是整个大局中的非常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合理不合理,根据在全局,和我父亲本人无关。父亲是特别清白的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辫子好抓,他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就是一个画画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全心全意地渴望着民族文化的振兴繁荣,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争中国绘画的世界地位,而不是一己的名利得失。他为人也特别好,所以学校的牛鬼蛇神都揪完了,他最后才被揪出来。揪他还是造反派请示了江青、陈伯达、姚文元,造反派才把他揪出来。我知道父亲的被打倒,跟父亲的所作所为无关,这是一个政局的问题,所以我企图理解这个政局。

  我在文革一开始就参加了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后来父亲一揪出来,我就被红卫兵组织清理阶级队伍给清理出来了,我和李延生一块儿被清理了,他老爸也抓进去了。我们两个人合起来写了一个声明:为了保持战斗队的纯洁性,我们退出,因为我们已经变成有污点的人了,已经成了黑六类子弟了,但是我们还会继续革命。写了这么一张东西贴在墙上。这以后我就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了,想参加也不行。就是串联到北京,我们战斗队到了中央美院附中,附中就拥出来一大群红卫兵,上来就说你们来的战斗队里的黑六类得交出来,幸好我们战斗队的几个头头把我给保护起来了。

  再后来保守派越来越受压,造反派就越来越得势。因为有了江青他们的直接支持,浙江美院造反派得到了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的接见,也就是在这个接见会上造反派汇报说,这个潘天寿怎么办?江青说,潘天寿的画我历来就不喜欢,他画的秃鹰那么难看,他画的秃鹰像特务。然后造反派又去找了康生,因为康生曾经对潘天寿有非常高的评价,造反派不敢批潘天寿,就去问康生。康生说,我推潘天寿是因为压陈半丁,陈半丁这个人不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推潘天寿也不是说潘天寿怎么好。造反派回来以后就在浙江省组织了一个全省范围的打潘战役,规模浩大,《浙江日报》整版头条批潘天寿。当时整个杭州的大街小巷,都是打倒潘天寿的标语、漫画。就在湖滨路一带,当时的市政府中心周围的几条街上全是浙江美院批潘天寿的大字报。打倒潘天寿的标语用石灰水写在南山路上,字和路面一样宽,标语有200米长。所以说批潘天寿至少是浙江省的重大战役,因为江青他们说了话,当然要大批特批了。

  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个人承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我该怎么办?家里被抄家七次,家具已搬空,片纸不留。我自己革命也革不成了但是就在这种状态下,我还是从大处着眼,考虑的还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还在考虑国家的前途。当时我已经不能在红卫兵组织里了,但是我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保守派观点,这个保守派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党委有缺点我们是可以批评的,但是他有缺点、有错误你是要先拿证据。你先得说事儿,再说该不该打倒,我们大家来衡量,大家来评论。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地站在保守派这一边,虽然已经脱离了保守派的组织,还在帮他们刻钢板,印传单。但是保守派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江青接见过后,造反派在浙江立刻就蹿红了,以浙江美术学院的造反派为核心,组成了全省几十万人的造反派队伍。这边的保守派也是以浙江美院的保守派为核心,组成了全省的保守派队伍。后来,就在保守派拉到北京的时候,保守派在杭州的总部被造反派给砸烂了。其实那个时候,保守就非常危险,所以整个组织也就非常危险,很难生存下去。我在保守派快垮台的时候又重新加入进去,成为坚定分子。为了躲避被造反派抓住的风险,我们在北京晃荡了两个月。后来上海的一月风暴,造反派进一步胜利,保守派进一步垮台。我们在北京看到了这个情况,当时我也有点儿懵。几个人就碰头说,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还是得要了解全国的形势,还是从大处着眼。

  说实在的,我当时对于这个局势非常难以理解,完全找不到理解这个局势的切入点,这是造成我精神苦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现实,跟马克思对于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距离很远。列宁讲的比较接近一点,但是列宁也不是这么讲的,所以想要整体地理解文革这个事情,在这些书当中都找不到答案。那么,我就只好静观形势,想看看以后这事情怎么发展?整个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在整个文革期间直至我在乡下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把那些人打倒。在文革这样大的起落变动当中,我这个人之所以没有变得很颓唐或者说非常消极,是跟我个人整体性的思维习惯有关,我一直是比较宏观地、超越了个人处境的好与不好来考虑问题,个人的处境再差也不会影响我的理想和信念,因为我觉得这个和理想、信念是两码事。现在回想起来,这样一种思维与处世方式,真是跟我所受的教育熏陶有关,跟父亲有关,跟经亨颐、李叔同以至于方孝孺有关。其源头一是来自于苏联与欧洲的革命理想主义,一是来自于儒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舍生而取义的道义感。对于个体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我从小就摆得很对,就是社会理想和国家命运是远远大于个体的。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关于超越自我的宏观理想,或者说信仰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不能放手的一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有过这么一段经历的人来说,我在个人利益上已经无所守,也无所求了。因为我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拥有一个阳光明媚的童年,这不是物质生活上的奢侈,而是一个从精神到身体都健康美好的童年。一直到文革,我才感觉到了自己童年状态的虚幻性:原来我只是生活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之中,真像是在温室里。比如说我父亲,还有母系许多亲人所遭受的精神磨难和牺牲,在我们孩子面前他们是不流露的。我们小孩子一点都不知道,而到了文革时期的青年时代才知道,其实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是那么阳光灿烂。因为在文革中,我们整个家庭都又被更为彻底地冲击了一遍,包括以前的历史老帐,又重新捡出来,我们家庭包括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冲击了。在文革的群众斗群众中,处处都能看到人性中的丑恶、自私与凶残。这些我都看到了。由于文革的迫害,我们家死了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哥哥。他们都是最善良最无辜的人,他们是现代社会中最有教养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人。但他们的结局却是如此的悲惨,完全是死于迫害与冤屈。这样的生活事实,与我原先的乌托邦理想反差之大,把我在心理上打到了人生的谷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跟我同辈的几个表弟妹,我们彼此一直都有通信交流思想,他们都表现特别好,甚至豁出性命来磨练自己,却未能修成革命的正果。这个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社会和生活的复杂性,我企图在这种复杂性当中理清楚头绪,企图理解这种复杂性,这成为我在整个文革十年中想要理清楚的问题。它既有对整个文革企图获得解释的愿望,也有对我们整个家庭的遭遇企图获得解释的愿望。这个问题意识在整个文革时期一直缠绕着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林彪的事情出来以后,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时我在乡下正被软禁。那一阵全国抓516分子,竟然抓到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偏远山沟,而且还有指标,我因为去过北京,是保守派又是黑六类,所以我就变成516嫌疑犯,失去行动自由了,而且剥夺政治权力,不能参加任何会了。这前后我被软禁了有一年半,不能离开那个县府所在地的小镇一步。父亲重病打电报来,县里仍然不允许我回杭州。当时我在政治待遇上,就和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所以林彪爆炸的事情,我是等大家开会传达过后才间接听说的。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形势越来越不对头。特别是到了文革的后期,上了台的那些造反派,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打得一塌糊涂。我不禁想:历次农民起义不都是从底层翻上来吗?世界上的平民运动也都是从底层翻上来的,可是在从这个底层翻上来的过程当中,有些人站住了,大部分人翻上来之后马上又倒下去了。如果革命要把底下的人翻上来以推动历史前进,那么为什么会看不到翻上来的有多少人又重新下去了呢?对这个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错误犯得很大,而且完全看不到哪年哪月是个头。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国家、民族很可悲,我的心里一直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劫难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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