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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6
丑萌丑萌的关良作品

  关良,1900年生于广东番禺,1986年11月28日卒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回国后在上海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他所创作的水墨戏曲人物画得到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人的高度赞誉。

  1895年至1905年,这跨世纪的10年诞生的绘画名家可谓群星璀璨:刘海粟、李苦禅、潘天寿、林风眠、张大千、傅抱石他们的大名皆一代彪炳,其作品更是如今拍卖场中被追逐热捧的对象。相比他们,1900年出生的关良对大部分人来说有些陌生。这位出生在广东番禺的画家的故居还曾被当作倾倒建筑垃圾的垃圾场。

  2015年5月15日,上海龙美术馆食洋而化,风神独韵关良先生115周年诞辰特展正式开幕。两百多幅作品陈列在两个展厅内,满目琳琅。最多的是关良最拿手的戏曲人物画,可爱的小人儿在一个个画框里腾挪滚打,顾盼睥睨。画作前偶尔可以听到年轻的观众发出轻轻的笑声,向伙伴们评价说:丑萌丑萌的。

  乍听是对关老的极不尊敬,细想倒是可以理解成百年之后的知遇之言。丑是返璞,是脱俗,是不矫饰去雕琢;萌是天真,是稚拙,是大得意真洒脱。2015年5月8日,上海嘉禾拍卖行推出了国内首个关良拍卖专场,三十余件关良作品最终取得1221万元的成交额,成交率高达97.22%。在整体冷清的春拍市场中,关良的画成了为数不多的亮点。丑萌丑萌的关良作品,显然正被这个时代重新审视和了解。

  梳理关良的生平,你会发现他具备成为一个出色画家的几乎所有素质和条件:幼年受到京剧表演艺术的熏陶;天赋异禀,很早就显露出绘画的兴趣和才华,并得到系统指导和培养;非常刻苦,无论西画国画,务求体悟精微,反复摹写。最重要的,是他具备真正的大师才会拥有的超人魄力,让他在每个抉择的关口,跳出安逸的氛围,打破既定的规则和业已成熟的技巧,去追寻新的艺术理想,以人所未见的形式,开辟一片全新的领域。

  少年爱戏

  关良11岁时,因父亲去南京从商,举家从广州搬到南京,住进了四象桥边的两广会馆。紧邻会馆的是一个小小的戏台,经常演戏。关良三天两头放了学就去看戏,戏台上的文臣武将、英雄豪侠,填满了他的少年时光,令他神驰梦游,成为日后他专注于戏曲人物画创作的滥觞。他还根据收集来的香烟牌子上的名著角色,结合自己的想象,画了许多人像,居然被邻里亲友索要,当做月份牌贴在家里。

  1917年,17岁的关良在家人的安排下投靠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关德寅,准备报考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专业,以期未来投身工商实业,养家糊口。学习语言、功课的繁重任务之余,关良仍然喜欢涂涂抹抹,画些人物肖像,被二哥的朋友许敦谷看到,认为他有艺术天分,遂鼓动他放弃报考应用化学专业,改学艺术。关良兄弟姐妹八人,全靠父亲做小本生意支撑,加上国内此时军阀割据一片乱象,学艺术是不理智的选择。但关良显然已在心中拿定主意,最终他说服二哥,随即通过许敦谷的介绍进入川端研究所拜师藤岛武二,后又转到离住所更近的太平洋画会(后改称太平洋美术学校)跟随中村不折学画。西画入道关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极有韧劲,光速写画稿就足以铺满寓舍地板,堆起三尺厚。他在日本打下了坚实的素描和油画基础,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当时前沿的西方绘画流派。当时印象派鼎盛时期刚过去不到半个世纪,立体主义和野兽派刚刚兴起,这些崭新的艺术表现风格一开始对关良来说是陌生和难以理解的,但他认为那是自己见识少,水平不够,便朝夕揣摩其用笔用色,推敲其章法构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拿来的阶段,读懂吃透众多艺术流派的精华,才能化为己用,有所创新。

  在日本,关良还对小提琴产生了兴趣。没钱,就省钱买便宜的琴;学琴路远,也坚持每日步行来回;住处拉琴影响邻居,就到郊区公路两边练琴。绘画和音乐,关良毕生热爱。幼年受京剧熏陶,如今是倒过来练功,由西画和西方音乐领入艺术之门。由西方绘画入门者不少,只不过像后来的关良那样,能反刍其精华而跳脱其外,将其与中国文化圆融贯通,不露刀痕迹地创作中国画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初试变法回国后,关良在上海私立神州女校和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任教素描,通过许敦谷的哥哥、作家许地山,结识了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冯乃超等人。这些人聊天时旁征博引谈古论今,关良在一边竟也学到不少,尤其是师古人之心,而不师古人之迹的主张,与关良的想法不谋而合,给了他很多启发与信心。

  1924年关良与许敦谷、陈抱一一同办画展,年仅24岁的关良初出茅庐便已寻思变法,想要消化在日本所学所见的东西,创造新的绘画风格,画人之不欲画,画人之不敢画。关良的画引起了很多争议,但他非常明白自己正在探索阶段,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可能超过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框架,要摸索出自己风格的决心并未动摇。

  此时关良和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刘海粟等也已结识,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在国画笔墨上用功。他自述说喜欢八大山人的自在、石涛的清旷、梁楷的圆熟简练,显然已尝到中国绘画的个中三昧,抓住了文人画写意与追求神似的七寸,对一个只接受过西方绘画系统教育的人来说,悟性不可谓不高。

  画展后关良受刘海粟邀请,去其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机缘巧合下认识了郭沫若,进而与著名文化团体创造社(成员包括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结下情谊。

  1926年初,关良随郭沫若一起南下广州,分别在中山大学和广州美术学校任教职。同年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受郭沫若影响,关良加入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一路随军经韶关、衡阳、长沙,直到攻下武昌。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郭沫若逃亡日本,关良在严酷的条件下患上严重的鼻窦炎和关节炎,回广州治病休养,后又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学。潜心入戏关良真正潜心于少年时魂牵梦绕的京剧艺术是在结束军旅生活、回到上海之后。教课之余,关良经常去看戏,看戏时不忘带着速写本,回家再在宣纸上试验。仅仅看戏还不足以让关良满足,为了更加了解京剧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性格特点,也为了过戏瘾,他还专门买了髯口、马鞭、靴子,找科班出身的演员学了全本的《捉放曹》。对各角色的眼神手势、步法身段的研习和掌握,成为关良日后创作的重要积累。

  关良在日本学了小提琴,回国后又改学民族乐器,唱得了整出戏,还拉得了整场的胡琴。以前关良画戏曲人物还处在尝试阶段,唱了戏、学了琴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此更加偏爱水墨戏曲人物的创作。对戏熟悉了,渐渐他能从还原舞台上升到创作舞台,在心里描画一个人物交织互动的空间,把纷繁复杂的舞台效果、人物行头全部简化概括,惨淡经营,绚中出素,达到和谐畅达的艺术效果。

  要画国画,必要讲究笔墨线条,除了看古人作品,关良经常观看潘天寿、吴茀之作画过程,留心他们的笔墨,再回家自己练习。潘天寿和吴茀之都是关良同辈,但既然比他更早入国画的门,就是他学习的对象。

  关良在线条上依然很注意学而化之,要有自己的笔墨风格,要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他的线条走钝、滞、涩、重的路子,绝少飘逸简畅的线条,就算孙悟空的金箍棒和京剧角色头上的翎子也一笔三顿,略有攲侧;又不仅仅追求一眼到底的稚拙,不为线而线,不为拙而拙,而是拙中带巧,柔中带刚,钝涩、迂缓的线条里变化很多:藏锋飞白、春蚕吐丝、以锥画沙,浑然高妙。他将线作为管形的面,线里面还分起伏浓淡,骨法新奇,笔迹超越,细品方有味道。得意忘形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上海被日寇占领。关良受傅雷邀请,辗转香港、河内,到内迁至昆明的国立艺专、成都技艺专科学校教学。1942年,关良在成都及重庆举办个展,郭沫若此时已经回国,知道关良要办画展,热情地邀请茅盾、老舍、叶圣陶等人为关良的画作题字,自己还在《中央日报》上发文盛赞。这时关良已经大量创作戏曲人物画作,郭沫若始终对他的作品非常欣赏,在画上题词道写照传神,俯仰即是,可谓关良的知遇之人。

  另一个看得懂关良戏曲画的是京剧名角盖叫天。1945年抗战胜利,关良和潘天寿、吴茀之回到杭州,继续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与盖叫天结识。盖叫天常常亲自登门,在关良家里摆好架势,示范各种身段动作,让关良当场速写,还和他交流舞台上表演的经验体会,对关良的艺术创作极有裨益。盖叫天很喜欢关良的画,他自己是资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能敏锐地察觉到关良画中一些细微的东西,他说关良的画往往不取蹦登呛亮相的造型,而是亮相定型前的那个瞬间,静止的画面中蕴有动势,才有隽永,才有趣味 。

  1956年关良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李苦禅带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来看,学生问人物形体为什么不画准确些,李苦禅说:良公画法叫做得意忘形。被关良引为知音。得意忘形用来形容关良的画实在精到,看不懂关良画的人多是看不懂他戏剧人物变形的形体,画得不像算什么好画呢?可形体上的准确,本不是中国画的关键,正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人的惟肖是一种高妙的神的捕捉,讲究只可意会的神似。关良自己说:古人画马,能忘心于马,即无见马之累,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兴来则信笔一挥,腾骧而至,尽入我缣帛中也。画戏亦然,意不在于画,则得于画也。

  关良的画中眼神之盯、瞟、瞄、瞪,各型各色,都反映了戏曲人物在特定剧情中的心理变化。以1965年创作的《沙家浜》为例,画面中刁德一眉头紧锁,眼神充满怀疑,胡司令则似乎在劝慰安抚,阿庆嫂眼珠滴溜溜转,冷静中似乎在想计策。人人有其生气,人人眼神不同,元气淋漓,令人击节。关良常常面壁悟道,留着人物的眼睛不点,把画挂在墙上,考虑再三才落笔,点坏了再重头来过,足见点睛之技,得来非易 。食洋而化1957年,关良北京个展结束不久,他和李可染被文化部派遣到东德进行文化交流。关良在中国时有观众看不懂他作品的情况,在德国却意外地大受欢迎,甚至不断有人提出购画的要求。

  关良在德国画了很多风景写生,此时他的油画作品虽色彩斑斓丰富,在技法上还能看出马蒂斯、塞尚的痕迹,但整体风神散散,淡不可收,教堂、楼房竟有一种不沾红尘的沉穆悠远,已是在西画的形式里融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核。艺术评论家陈传席评价关良的油画:关良的画把西洋的东西化为中国的东西,他的画既不是外国的,也不是古人的,更不是和他人共有的,是中国的,也是他个人的。龙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杜京徵认为,如果说林风眠是调和中西,西方的结构和表现在画面中一目了然;那关良就是化西洋为中国,西方的绘画形式完全被拿过来,紧紧包裹住一个中国文人画的精神,完全为关良自己独到的绘画表现而服务,这也正是龙美术馆这次关良展名称食洋而化的题中之义。

  关良作品的收藏家罗立火,视1949年到文革前这一时期为关良创作的顶峰,认为这一阶段关良的戏剧人物画色彩丰富,变化多端,最具戏味。戏剧是舞台艺术,有其自己的表达方式;要画戏剧人物,却是以静态求动态,以瞬间求贯通。关良先入戏而后画戏,对戏剧的人物造型有艺术的取舍加工,以最大程度地凸显剧情中的情感关系。

  同样是画戏剧人物的名家,最能为大众接受的大概是高马得,他风格纤秀妍丽,如春风和畅,宛转有余;韩羽则有一种超脱其外的冷静;肖复兴所谓像地道的布莱希特,间离的效果格外明显,多生象外之意,是一个戏外冷眼旁观的看客。而关良在形式上是站在戏之外,充满匠心地营造了一个个镜头,情感上却是身在戏里,人物的情感都是自己体会过后再反哺而出,涓滴成流,溢于画外。毁画渡劫文革开始后,关良和潘天寿、倪贻德、吴茀之等一起被造反派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红卫兵在弄堂口摆好桌子、文具,叫关良临摹初中生的图画课本,说是他画画形状也画不准,基本功不扎实,要给他上业务课,供人讥笑戏弄。可到了1972年,红卫兵又拿来六尺净皮好宣纸,高级颜料,说是奉工总司副司令之命,叫关老绘制大批判报头,内容还可以自己选择。几年后,副司令的一批画被反走私的海关截获,却原来是他听说关良的画在海外卖出高价,看准了时机来谋私的。

  文革的导火索就是京剧,关良的京剧人物画可是反动的重要证据。幸好他不是第一批被抄家对象。关良左思右想,最终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含着泪把几十年的心血都泡在洗衣盆里,使劲在洗衣板上搓到稀烂,再把一盆盆的画沫盖上煤灰,偷偷倒进屋外的垃圾箱里。几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关良心如刀绞,悲恨交加,大恸之下把所有画笔统统折断,发誓再不画画。

  1976年文革结束,关良兴奋不已,想画画的心实在熬不住了,上街买了几枝最普通的毛笔,一挥而就,画了一幅《三打白骨精》,激动得热泪盈眶。耽误了10年,现在他又可以自由地运笔了。

  晚年关良仍然坚持创作,用笔钝拙更甚,作画如临碑帖,线条带有金石味道。郭沫若曾评价关良非徒以蛰居艺术之宫而满足,纵观关良的艺术生涯,他确实始终以创造新的艺术语言为目标,勤勤勉勉,未有倦怠。他是一个勤奋的天才。画坛孤峰不似齐白石身前封神,关良的作品始终面临许多不同的意见,即使在1986年关良去世之后,他的国画和油画作品都未获得艺术品市场和艺术研究者足够多的关注,关于他绘画风格的争议始终存在。1994年,关良的《金玉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仅以1.32万元被藏家购得,1997年所作《孙悟空大闹天宫》手卷在上海拍卖行秋拍会上以7.9万元成交,而这已经是当时关良中国画作品的最高价。罗立火在关良诞辰110周年时盘点过介绍关良的出版物,发现寥寥可数,反而在日本有许多研究关良的著作。

  但近来短短数年,关良作品的价格扶摇直上:1980年创作的油画作品《石门》,在2011年嘉德拍卖会上以2300万元落槌,创下关良单幅作品最高价纪录。2014年上海明轩拍卖会上,关良1978年创作的《东郭先生受教图》以超过估价3倍的1552.5万元成交。

  2015年还未过半,内地已推出多个关良个人作品展:1月,东莞旗峰山艺术博物馆推出墨戏关良作品展;4月,北京画院美术馆推出高妙传神关良绘画艺术展;5月,北京天大云华美术馆良公的舞台关良水墨作品展,与上海龙美术馆的食洋而化,风神独韵关良先生115周年诞辰特展又相继宣告开幕。有人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关良年,而2015年,对关良的关注显然还在持续升温。

  有人评价,从文化和写意精神意义上讲,近现代画家有三座大山,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一座是关良的人物。前两座大山早已声名远播,关良的戏剧人物也在渐渐获得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大山大海,自不用喧哗谄媚以博眼球,人们终究会意识到:要想探求中国笔墨的余脉,摸索中西绘画的融合与创新,关良是一个风景独好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