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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0
你那时候在工厂

  段煜婷: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

  刘远:大概70年代,那个时候我刚从农村插队几年招工到工厂,比较喜欢看一些摄影作品,订了《中国摄影》《国际摄影》《大众摄影》这些摄影刊物还有早期的摄影报。那时候相机还属于奢侈品。

  段煜婷:你那时候在工厂,工资应该不是很高吧?

  刘远:每月工资30元,我比较节省,攒钱买了一台相机,海鸥203,镜头是折叠式的。当时拍的基本属于纪念照。

  段煜婷:是送去照相馆冲洗吗?

  刘远:当时主要自己冲洗,那时候玩摄影的人都自己买药水、相纸,觉得照相馆的贵,而且自己动手也有乐趣。所谓的暗房就是自己的宿舍,门窗一遮,黑灯瞎火的,常常一搞就是一晚上,弄一些盆盆罐罐的在那搞,还买了个放大机,觉得比较好看的再自己放大。

  大门:那时候通常人们要自己动手。现在很多自己不做照片了,技术进步之后,也是社会分工更细的现象。

  段煜婷:你那会儿20来岁。

  刘远:我15岁下乡,18岁进工厂,开始学拍照也就20岁左右。

  大门:你七十年代时拍的那些照片还在吗?

  刘远:家庭影集都还在,照片还能找到,底片就不一定了。

  大门:那个看看也挺好玩的。

  刘远:我当时在陕西铜川,市工人文化宫组织美术书法摄影展览还选中了我拍的一张,当时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还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写一些诗,还有歌曲,当时省上每年组织职工文艺调演,每个市要派代表队参加演出。市文化馆的人来到我们厂,竟然选中了我写的一首歌,最后被作用市代表队到省城的演出节目之一,还邀请我去西安观摩了十几天,天天晚上看演出。

  那时候还爱好乐器,比如吹口琴,拉二胡,弹三弦,当时文化生活很单调,自己买本书就学着识谱,学点乐器,写一些歌曲。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大门:我爸他们小时候二胡都是自己做的,自己做,自己学。我爸原来在温州的一个小镇里教书,学校组织文艺会演,老师自己拉二胡、吹笛子、拉大提琴、小提琴,凑成了一个乐队,还能自己写词、自己作曲,舞美、背景都自己做,那时候就一个小山村的学校都能这样。那时候文艺青年是主流,所有的人愿意读点书、写点诗、玩个乐器、唱个歌。和今天的人们出去逛街、喝杯咖啡是一样,那时候人们的心性就是喜欢和文化沾边的东西。

  刘远:那时候下乡插队在山沟里唱样板戏,买回来出版的剧本,照着谱子哼,有时候跟着收音机听,学了不少京剧样板戏唱段。

  段煜婷:那个时候的人比较纯粹,也是时代造就的特点。

  刘远:文革期间父亲因错案自杀,后来我下乡到农村。

  大门:你是什么家庭出身?

  刘远:地主,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很受歧视,在同学中抬不起头。内心有一种压抑感,但是内心里还是充满激情和热情的,于是就通过学乐器、写东西,包括后来拍照等活动作为释放的出口,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尽管处在很受压抑的情况下,但是内心里觉得一定要自强。

  段煜婷:苦难是思想和艺术家的摇篮,会促使你更多的思考人生,表达自己,是个出口。

  大门:艺术最初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抒发胸臆、抒发情怀,诗以言志的方式,要表达、发泄、抒发,要满足这部分功能。

  段煜婷:你大概在工厂多长时间?

  刘远:1971年进工厂,1988年辞职,一共17年。在这期间玩相机,主要给家人和朋友拍拍留念照,自娱自乐。

  大门:你那时候有没有当什么宣传干事,或着有公司找你拍点产品。

  刘远:没有。

  大门:是不是你们的厂不太大。

  刘远:我们厂有1000多员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算是大厂了,但是和其他的大厂不能比。

  大门:陕西的摄影家有的是大型国企里面的摄影干事,有的在新闻单位,相机和胶卷都是公家的。

  刘远:我在工厂里开始当工人,后来调到厂部政治处当播音员,我还创办了一份厂刊,油印的那种。当时叫以工代干,也是普通机关工作人员。

  段煜婷:文革那时,学业也都中断了。

  刘远:初中只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后来1983年的时候,通过考试去上了三年电大。

  段煜婷:那时候电大很流行。

  大门:80年代初期,从动乱出来,人对知识的渴望,真的无法想象。温州以前有一本杂志叫《文学青年》,是温州到目前为止最牛的出版物,在全国范围都有很大影响,那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订,发行量有40几万。

  段煜婷:我看过。

  大门:那时候办培训班,一个作家过来讲课,跑到温州的一个大学讲,两个阶梯的教室人都坐满了,后来把线接上大喇叭,人们坐在大操场上听。今天就算网络文学再怎么发展都无法想象人们当时的那种热情。那时候希望上电大,把错过青春时光追回来的想法是非常普遍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知识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对文化的向往,和今天人们对钱的向往几乎是一样的。

  段煜婷:现在是一个拜金主义的时代。

  刘远:那三年电大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没有那三年电大的生活,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在1988年时就辞职下海。因为接触了很多外面的东西,从观念上改变了自己。那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杂志有《深圳青年》、《黄金时代》、《辽宁青年》,这几本杂志我每期必看。其中的新观念与当时的传统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人汲取了那些思想就不安分了。

  段煜婷:知识让人觉悟,一旦觉悟以后,必须要超越,不可以再走老路。

  刘远:当时我学的是企业管理和工业企业会计,系统的学习了企业管理的理论知识,对我下海以后自己创业有很大帮助。

  段煜婷:你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小时候也是好学生,后来迫于家庭的变故,对你也造成很大打击,情绪一直很压抑。

  刘远:很多年都处于压抑状态。

  大门:一个人在自己年少时经历了那么大的家庭变故,内心会有一种情绪的积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这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失去亲人,再加上外界的压力。

  段煜婷:父亲自杀对孩子的痛苦和折磨,可能留下永远让自己不能释怀的阴影。对所有的事情都会充满仇恨,这种心态会一辈子持续,能够释然的人很少。

  大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找到一种载体,从文艺上表现自己。幸亏你有这方面的爱好,在黑暗的年代里,可以让你减轻很多痛苦。

  段煜婷:人分两种,面对磨难时,一种人会被磨难击跨,沉沦下去,变成唯唯诺诺的小人物,苟且偷生。另外一种人,磨难会让他焕发更强大的生命力。如果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经过这种打击,并且能够挺过来,生命力就能够勃发起来,这种生命力是持续的,顽强的生命力。你这些年那么努力,世界各地跑,孜孜不倦的拍照、出版、传播,我觉得你快要成为中国摄影界的劳模了。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年龄,大概很多人接近退休年龄都是不想再折腾了,会想轻松轻松、玩一玩。但是摄影好像让你焕发了第二次青春。你第一个生命高潮在做实业上,现在像是生命的第二高潮,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大门:在你年轻时也拍过一些照片,当时摄影对你是一种调剂、抒发、排解,而今天摄影是一种享受,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说摄影就是我的生活,说这样话的人很多,但是很多人没弄清楚生活是什么,摄影是什么。很多人的摄影都没有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当你生活得很痛苦时,摄影怎么会成为你的生活。在那种年代,文艺的东西、艺术的东西,能够给公众很多慰藉,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艺术会给人一种生活的美好向往。去很多地方,看很多不同东西,在表达对不同东西的理解和看法时,也体现着对生活的热爱。从这点来讲,艺术给人带来的是很积极向上、很乐观的心态。

  段煜婷:我第一次跟你接触,2005年在连州第一次做展览时,你的作品还有唯美的影子,是什么时候转变了摄影的观念?

  刘远:我这种拍摄,可能与我人生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个人爱好比较广泛,也爱观察、爱思考、尤其是对社会。因为自己在社会最底层待过,一直比较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自己有了条件,走一走、看一看,一般人去这些地方肯定是拍一些比较好看的东西,当然我也很喜欢好看的景物,但是同时我会关注大多数旅游者不太关注的东西,关注各个阶层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生活状态。

  大门: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对世界观察的办法。比如我们去旅游,肯定是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地标性的建筑。一个城市除了标志性的建筑,还有可以暂且称为母体文化的建筑,属于这个城市的公共生活空间,或者老百姓衣食住行在里面的空间。这些地方多数旅游者是不愿意进入的,一般就去标志性的景点,把城市最外在的,最值得炫耀的东西领略完之后,再去逛一下商店。而当你进入母体建筑、街区时,就可以去领略到最日常的景象,进行一番了解。这些东西看上去可能不是很漂亮,而且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刘远:我出去旅游时,除了那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之外,我觉得平时大家都不太关注的那些小巷子,普通的人过那些很日常的生活,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恰恰这些东西才反映了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域人们生活的本质。而那些著名的景点,比较好看的风光、瞬间,当然是赏心悦目的,也符合人们审美的需要,但是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这个地方。

  大门:一个完全的外来者就会用这些标志性事物来构成他们印象中的概念。比如你问别人对广州印象怎样,他想到的可能是珠江新城的小蛮腰,对广州本地人来讲,则是有某种很好吃东西的那条小巷,那个老房子,很好玩的酒吧,会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带有一种很强的个人体验。你必须有热情,花时间。如果你不花时间,没有热情,那就只是导游把你带到那里你看过一眼,这个地方我来过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人对周边事物,观察东西的敏感程度高不高,及本身热爱不热爱。比如中国人去巴黎,一部分人都是奔着买包去的,去各大商场。欧洲七日游,十日游,不会花时间走小巷。目的不一样,需求不同,而它更接近旅游的本质。对西方人来讲最奢侈的消费不再是买车子或包包,他们的家庭很大一部分支出固定在旅游上。他们注重的不是一定要去过那个地方拍照片,而是会花很多钱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东西,玩最值得玩的东西。我前段时间看段笑话,中国人去哪里吃最差的东西,住最差的酒店,买最贵的东西。而老外也不买东西,就找个最好的酒店,住个十天,慢悠悠晒太阳,也不一天到处东奔西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不同,体验也不同。

  段煜婷:从摄影来讲,你已经完全脱离了体验式的旅游,西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在年轻时就完成了,而我们迫于条件所限,在中晚年才去做。觉得刘远从你已经出版的作品来看,你是有计划的,希望接下来的旅程是有影像参与的,能够记录下来有意义的东西。觉得你出版的这些作品上可以看到你的思路,为什么去那些地方。如你去东欧、去朝鲜,去这么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像俄罗斯,你还去了南极北极。些地方对于人探索这个世界,无论是自然的极限,还是跟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和精神有关的东西,都是一条很清晰的线索。这种游记式的摄影,在路上的摄影,可以说是你的一大思路,可能是你的一条线索。

  摄影最强大的功能是记录和写实的功能,无论当代摄影发展到怎样前卫,怎样观念的阶段,无论千奇百怪的方式,比如摆拍,观念式的这种导演,或者后期的拼贴,其实摄影的本质是一个记录,永远都脱离不了这点。所有的材料都来源于一手的现场记录,最后进行组合。西方摄影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一直离不开摄影的记录和它的真实性,真实性是摄影一出娘胎必然具备的天然素质,只不过在真实性当中,不同的摄影师从正面、反面颠来倒去研究它、认识它,无论肉眼看到的直接记录的真实,还是通过不真实的影像反观摄影的虚妄性。从你的轨迹,在路上行走的轨迹,实际上是摄影特别本质的观看,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回到这本书的主题,我们拍摄的是德国,把书名定为《意志的风景》,到了今天你这一组作品时,已经融入了看似看不到的,但是很强烈的观念。或者是特别强势的要告诉读者的东西,但你的作品实际上体现着德国文化和摄影风格的影子。如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学派,还有当代摄影非常主打的风格,更加冷静、客观的观看摄影表现的世界。

  你行走了这么多国家,观察过不同的文化形态、社会景观、地域景观之后,到了德国这一组,我觉得呈现出来一些在观看真实的记录的基础上,又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深化的内容。冷静并且保持一种距离观看是一种审慎的态度,甚至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研究态度。我觉得你的摄影现在有更加冷静、客观的风格趋势。

  大门:这种变化不是在你拍美国的时候发生,也不是在拍朝鲜的时候发生,恰恰是你在拍欧洲摄影重镇时发生。德国是欧洲摄影里最典型、最重要的地方,杜塞尔多夫诞生的地方,面无表情的,很冷峻的感觉。这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有一些选择的?

  刘远:我是不自觉的,好像自己都没意识到,可能别人看我拍的东西,觉得我拍的风格和感觉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自己并非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选择旅行的地方的时候有两个方面要考虑,一是比较不容易去的地方,比如冰岛、格陵兰、南极、北极,难走的,较远的,相对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的地方。希望在自己身体条件还可以,也有经济条件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心。

  另外一类,是在我的选择中比较优先考虑的,可能和个人经历有关,带有怀旧情绪的。比如过去这些年,我优先选择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经历和爱好有关,我们从小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长大。过去曾经存在过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十四个国家,但经过八十年代末期东欧剧变以后,大部分国家体制转变,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一直有个想法,想知道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后,变了二十来年以后是怎样的。因为他们以前怎样我们不大清楚,但是社会制度和我们是相通的,毕竟民俗、地理环境各个方面是不同的,而且它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不一样的。尤其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后究竟怎么样了,媒体上也很少报道。

  大门:也是对自身的关注,以前大家都是社会主义穷兄弟,现在都变了以后,这帮穷兄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刘远:这就是我在旅行中比较感兴趣的,首先不是哪些景点在世界上更有名,因为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文史哲比较偏好,可能多数人去旅游或拍照,比较少考虑这方面因素,我考虑这方面因素多一些,所以会选择这些地方。我们国家现在改革开放了,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想看看其他的。比如有些现在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朝鲜基本还没有改革开放,它的现状是怎样的。古巴已经初步开始改革开放了,那么它的现状是怎样的状态。已经转变了20多年,我们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我们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而已。我也想看看那些已经名正言顺的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二十多年以后和我们这种变化、这种转变,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家那种完全转型的市场经济,也想去看一下,形成对比。

  更深层的思考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去考虑这些所谓的比较虚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思想诞生几百年了,从开始有这种想法,到后来慢慢变成实践,后来变成现实,现在又到了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又回去了,还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回去,从这方面来说,社会主义是不是从此行不通了,将来还有没有发展的前景,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思考在里面,所以想去这些国家走一走、看一看。

  大门: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刘远:自己有时候还考虑所谓的很虚的东西。虽然国内大部分农村都转变了,但很多人到河南时不会去南街村,我就会特意跑到南街村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他还整天放革命歌曲,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保存了过去的那种集体所有制。当然反对它的人非常多,但到底是怎样的,人们在那里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的,我想自己亲眼去看一看。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不是只有单一走向,还是有多种可能,是不是也是一种摸索,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有必要。尤其我们在旅游过程中,一方面休闲,另一方面也顺便思考一下,还有怀旧。比如我去过的一些地方,山西的大寨,过去整天喊农业学大寨,但是大寨到底什么样没见过,想亲眼去看看,体验一下。这和你去看文字,包括看图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接触一下当年的当事人,当年的那些劳动模范,现在都是老人了,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到河南还有一个当年影响很大的红旗渠,我就一定要去看看。

  同时我把看到的东西用镜头记录下来,然后回来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现在的社会不仅仅是大家平常在新闻报道中,或在摄影比赛看到的图片里的情况,可能拍到的这些东西更反映了现在社会存在的实实在在的方面,将来社会的发展走向会引起大家一些思考的东西。

  段煜婷:你的旅行和拍摄,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旅行。在旅行当中要看一些什么地方,实际上一直都在对自己的文化、国家、命运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只有进行这样思考才会去看一些历史、文化的东西,比如大寨、红旗渠这些东西,这和我们根本的命运息息相关。为什么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的,可能每天在生活当中经历的种种欢乐、矛盾、痛苦,整个世界、国家在发生着变化,实际上都和历史有关系。我觉得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善于思考,去追究这种东西,从根上去挖为什么会这样,不断的去追问,我觉得你的特点在于你用影像去追问,可能一般的知识分子会用文字,我觉得这是你非常可贵的一点,用影像留下了对于历史的追问。

  大门:在摄影术诞生170多年时间到现在,中国作为世界上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是被别人围观的,是被观看的。早期所有关于中国的影像不是中国人自己拍的,是老外拍的。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出国门,开始观察别人,像刘远这样,像当年传教士来中国,要了解中国社会,雇了很多人,挑了那么多玻璃干片拍照。其实是一种考察,不是说出去旅游好玩,刘远现在出去其实也是带着考察的心态,去寻找生命中有关系的,和他自身经验有关系的事务。可能去过朝鲜的人很多,去过古巴的人很多,但是有系统的,很有目的地去看的,而且有这种数量的影像保留下来的摄影师不多。

  当初我们喊着中国放眼看世界时,我们是出不去的,但是今天真的出去了,看了那么多,这个意义也不一样。这个行为本身很有意义,可能今天出去旅游的人,小年轻去几个国家,拍个照片,发个博客,但是很少很系统的,这么大数量的,而且以这么长时间跨度,这么大地域跨度进行观察、考察的,我觉得刘远应该是第一个。

  刘远:一方面我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现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感兴趣,同时也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感兴趣,像美国,是现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是最老牌的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属于发达国家,过去一直都宣传那些国家如何不好,把他们妖魔化,后来又有些神圣化理想化。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因为平时从电视、文艺作品、新闻里经常看到,但是你真正去的感觉和平时在电视上看的印象是有很大差别的。我看了之后才发现过去留下印象的东西,和这些国家实际的真实状态有很大差别,我会关注自己没想到的,和过去印象中不同的东西,而且是比较本质的反映了他们国家的细节性的东西,然后记录下来。

  现在说到德国也是这样,德国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以前它曾经分裂为两个德国,这两个德国都很有代表性。东德是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国家,处于前哨的位置。西德又是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其中之一,在欧洲德国和法国并称为欧洲最大的、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现在也是欧盟最核心的两个国家。除了这些吸引,还有历史原因,过去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德国人,很多年以前我就注意到这点,我想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信仰的却不是中国人的理念,而是一个德国人创立的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包括长征初期,红军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李德也是德国人。而希特勒也是德国人。同样是德国这样一块土地上,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社会主义的红色导师,而且他们创造的理论对社会影响非常大,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还曾经变成了现实,起码从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到苏联解体,在这块土地上七十多年。现在社会主义还没有终结,中国还打着社会主义牌子,朝鲜、古巴还都算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越南,虽然已经彻底私有化了,但是政治体制上还是一党执政,还具有前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在里面。同样是这个德国又产生了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给世界上带来了巨大灾难。德国这个国家,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它引起的。说到德国这个民族也很特别的。德国人做事特别认真,尤其他们出的工业产品,大家有目共睹,比如汽车、机械设备,耐用不用说,性能也非常好,这是举世公认的。同时也出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比如黑格尔,又出了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像世界著名文豪歌德、席勒,还有音乐家贝多芬、巴赫,等等。它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给世界人民作出了很多重大贡献,但是它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

  大门:比如海德格尔,他是宏大哲学体系的终结者之一,但他又高呼希特勒万岁,参加纳粹,还被人称作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他的哲学世界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良心与真正的智慧。。

  段煜婷:我觉得这个倒不奇怪,说得反动一点,海德格尔和希特勒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追求那种精神上和人类发展到某种极致的东西,对自己的民族有极大的优越感。而且事实上这个民族也给世界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和文化强大的支持。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很难找到这么强大的民族,可以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个长久的,文化上的滋养,甚至是科技上的强大滋养。同时它又反过来发动世界大战,企图颠覆世界,甚至认为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改造这个世界。德国真的是极其值得研究的地方。

  刘远:也是充满矛盾的地方。

  大门:天使和魔鬼集于一身。

  段煜婷:我们反思自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给世界提供了什么,我们甚至不能完整的阐释自己的文明,我们没有好的文本阐述中国文化,连自己都解释不清楚,更何况怎么能给世界提供养料。

  大门:本来中国文化就属于中药,抓药少许,这样一把叫少许,那样一把也叫少许,没有很确切的量。再加上现在有意无意的断代、隔离后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比如什么叫国学都说不清楚。

  刘远:说到你刚才的例子,少许。我发现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很大差异,比如我们抓中药,什么什么少许,菜谱上经常有精盐少许、味精少许,而德国人学做中餐时,碰到少许就蒙了,一定要注明3克还是5克,而且一定要用天平称,比如炒这道菜时用5克盐,一定要用天平称,5克就5克,3克就3克,没有少许这一说。而中国人则凭经验,凭感觉,大概齐、差不多就行了。

  段煜婷:所以在现代文明到来时我们就落后了,因为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而工业文明要求你有绝对精益求精的精神。

  大门:能够程序化的东西就能够留存下来。而我们没有办法,所有的东西都依赖于某一个很牛的人,他的少许就是道,别人的少许可能就把这个事情毁了,他的少许拿捏得特别好,依靠某个人的经验特别重要。但是西方人最后的经验是,不靠某一个人的经验,而是靠一个很牛的流程,品质是稳定的。为什么中药推广不了,像我们一拿过来看说明书,什么氯化钠多少,多少毫克,有一个具体的量,而中药拿过来,我们没办法做所有的化学分析,说黄连多少克,没有办法,因为不同产区的黄连,微量元素的含量没法做,对临床医学来讲就没法用。

  段煜婷: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极大反差,这就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强烈反差,我们的哲学是大而化之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讲得很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思想里全部化掉,而西方的哲学全部相反,要精益求精做出来,形体还要弄出来,有极大的不同。

  大门:我最近在看一本泡茶的书,一个哥们说,最好的水是活的山泉水,每年端午节10点到11点,号称午时水是最好的,我说如果拿化学分析,你看他的分子结构会不一样吗,多扯淡的事情。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给自己一种心里暗示,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农业文明的东西,依靠个别人,极少数人的经验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神秘,很伟大。但是一旦大量需要时,发现是极不可靠的。

  段煜婷:所以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到来时我们一定会败下阵来。

  刘远:德国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就是由于这方方面面的原因。我多年来一直有个愿望,想什么时候到德国去看一看,同时诞生了马克思和希特勒的国度,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到底是怎样的,那里的人是不是像书里写的那么刻板,那么一丝不苟。

  我每到一个地方,除了看这个地方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还有一个是文化比较。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很自然的联想到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个民族和我们这个民族有什么不同。人家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当然每个民族肯定都有自己长处和自己短处,那么我们更应该看别人有什么长处,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民族性格,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当然这也会表现在我的拍照里面,我是有这种思考在里面的。

  同样是建烈士陵园,比如纪念二战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比如塞班岛上的美军纪念公园,阵亡将士的名单,他们认真得很,是多少个就多少个,而且一个一个全都写出来。

  大门:而且排名是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的。

  刘远:如果看我们的,又是大而化之。

  大门:我们五百年来,一千年来,一千五百年来都是如此。

  刘远:我们只是有一两个代表性人物有名有姓,其他的就一笔带过。当然这可能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有关系,那些国家比较重视数据统计,每阵亡一个人都要及时记录下来,做纪念馆也好、陵园也好都会把名字刻上去。我们的死了就死了,比如这一个团的人都阵亡了,那阵亡就阵亡了,没有阵亡的名单,不太注意。老百姓的伤亡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南京大屠杀,说被屠杀30万人,日本人老不承认这个东西,但是你要拿出证据,是不是那么多,即使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但也要有八九不离十的文字的东西。听说近年来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把能查出来的姓名一个一个登记出来,据说已经登记多少万人了,当然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

  大门:也不是不可能,犹太人在二战时在集中营被屠杀,死了上百万人,只要愿意做这个事情,名单还是可以恢复的。

  段煜婷:这体现了国家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尊严的,这样的民族一定具有强大凝聚力,这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只有尊重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相关人的亲属、后代才会记住这样的历程,他会为他的前辈感到骄傲,这是人的尊严,会形成延续,延续下来的时候这个民族将非常强大。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刘远:每次我看到这些名单时都会觉得,这是他们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相比较而言,中国人过去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而不太关注具体的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要完全无条件的服从于国家、天下,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国家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而西方国家对个体的尊重,这是很大的理念上的差别。

  段煜婷:长此以往我们会更加没有尊严,精神上缺少依托。长时间这么下来,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会受到影响。

  刘远:这些年慢慢的受影响,也开始扭转这种现象,比如有灾难发生,在新闻媒体和大家的关注下,比如死29个还是30个,虽然有可能是被迫的,可能是隐瞒不下去,一个一个公布出来。不光有数字了,还有姓名了。前段时间我到四川看一个红军的烈士陵园,是新建的,上面有每个县阵亡了多少,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个县上的小镇子,红军时代的烈士名单有的七八千,有的一万多,我看了非常震撼,上面刻得密密麻麻,以前不会写这么详细,这些年来也有很多人做了大量工作,把当年阵亡的名单,只要能找到的,都找全了。这种现象很好,说明我们开始注重个人,开始尊重每个生命个体,这也是一种进步。经常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注意这些东西,和看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还是不同的。

  大门:长期以来如果我们不出去,仅凭我们的出版物、媒体提供的国外信息,会发现是经过过滤和屏蔽的。你了解不到很多东西,因为媒体不会说这些事,但是当出去身临其境一看时全明白了,所以出去走很重要。目前条件下,我们媒体的载体不足以让你了解世界。

  刘远:再说回德国,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著名的柏林墙。要说名胜古迹,我认为这是很著名的,柏林墙的象征意义非常大,前东德通过建立一道墙阻止人们投奔西德,但这是阻挡不住的,建起柏林墙后,每年都有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的往西德逃,也有很多人死在枪口下。这让我联想到我们改革开放前的那条深圳河,也是每年、每个月,甚至每天都有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地偷渡,有人在偷渡过程中死掉了,有人偷渡成功了,但是成功的也有被遣送回来的,然后再次偷渡。这种前赴后继的人,数量特别巨大,而且后来引起了官方的重视,下面把情况汇报给省上领导,省上领导汇报给中央领导以后,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实行改革开放的诱因之一。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要命的往香港跑,为什么后来把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放在深圳,因为对面就是资本主义,这面是社会主义,我们在这里搞一个试点,改变过去的老一套,把对面先进的东西,可供我们汲取的拿过来。

  我看资料上说,当年广东省委书记说到偷渡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往那边跑,那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这边,不要让他们往那边跑。这也表示了社会制度的优越和吸引力。人心向背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只是一道墙是怎么也拦不住人的。所以我也想看看柏林墙,当然也很关心到底柏林墙是什么模样,而且现在保存了很多,十三段没有完全拆除,有的保留了原状,有些是很多艺术家在上面涂的涂鸦,都很有意思,所以很想亲眼去看看这段重要历史见证,这也是吸引我去的原因。

  大门:柏林墙有重要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被分裂的象征,而且柏林墙一倒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建柏林墙是一个行为艺术,以一个很具体的墙来隔绝,但事实上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根本没办法用实体东西隔绝。

  段煜婷:也是人们对更好的意识形态的向往,这是人类两大意识形态。

  刘远:柏林墙还有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无论人自由的迁徙,甚至人的思想,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墙都是禁锢不住的。从我个人来说,我也希望各种有形无形的墙能够早晚像柏林墙那样倒塌,使人们行动自由、思想自由。现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在经常建立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墙,禁锢人的行为和思想。柏林墙倒塌特别有意义,人们研究将来社会的发展,这就是历史。看到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后的走向,社会的走向起码起到借鉴作用,我们可以考虑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的社会怎么才能更加进步,起码能起到借鉴作用,这也是吸引我到德国的重要原因。

  段煜婷:某种程度上说,《意志的风景》,德国的这部作品,其实是你前段作品或者是未来即将开展作品的分水岭,前面一段热情完全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好像是小小的分水岭。

  刘远:我去看了以后觉得很多东西确是百闻不如一见,原来在我的印象中德国是发达国家,肯定高楼大厦比较多,工业比较发达,工厂比较多,应该是那么一种景观,结果去看了以后,发现大部分地方还是田园风光,还是农村的景观,这确实出乎意料,这么发达,这么先进的地方,到处还都是田园景色。无论是伟人还是狂人,这个地方原来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尤其它那些建筑,和其他国家的建筑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中国的建筑差异就更大了。

  我除了拍人物的生活状态,还很注意拍建筑,不光是名胜建筑,还有普通的建筑,包括现代的,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实际上摄影很难反映摄影术产生以前的历史,它反映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历史上的建筑传递过去的信息。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有特色的建筑,无论是高楼大厦,还是著名的景点,还是普通的民居,从这个角度也反映了这个地方人的民族性格,包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吸取的东西。他们为什么把房子盖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用这种方法盖,为什么呈现出来是这样的状态,包括使用什么材料。

  我发现不光是西方国家,还有所谓的不太发达国家,凡是能够遗留下来比较多历史建筑的国家,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有很大不同。一般遗留比较多历史建筑的国家,选择的材料大多是石材,经得起几百年、上千年的考验,有些原状保留,保存完好,因为经得起风吹雨淋。但是中国几千年来同时期的古老建筑几乎只能看到地基了。我发现有一个重大差别,中国过去历史建筑基本都是土木结构,而土木结构经不起几千年来的风吹雨淋,我想中国没有石头吗,外国石头就特别多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门: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从建筑本身存在的时间性、长久性来讲,木结构的房子应该比石头结构的保留时间更长。所有的建筑时间久了都需要维护,而木结构房子维护起来是最关键的。比如我们去江浙看,有两个房子很老,有专门的东西撑,既是装饰又可以起到支撑的作用,但中国不是因为没有石头,也不是木头容易烂、容易烧,坏就坏在中国对以前的文化最缺乏延续性。木头的腐朽时间还没到,我们就一把火的点着了,主要问题出在这里。而且如果中国人要重建一个东西,不按照原来的来,总想在里面发挥一下,觉得自己的智慧很重要,现在如果让他再建一个什么东西,拿水泥给你造,但是西方对历史既存的东西是极其重视的,要修旧如旧,而我们到现在都做不到,很傻,文化出了问题。日本人都不会这么干,最典型的大鸟居,一个门一样坐在海里面的,你说木头在海里泡,再好的木头能泡多少年,但是他那个东西你永远没有发现他换过,但其实早换过了,只不过换了还是一样的。

  建筑的永久性是依靠人对它的这种延续和继承的方式得到的,其实西方石头结构的建筑,如果经过天灾人祸也没办法,比如柏林被炸了,地中海沿岸的海啸、火山爆发没有了,雅典城也剩下废墟了,但是但凡能够留下来的东西是经过维护的,只不过他们的维护是做成旧的样子,或者它的废墟就以废墟的方式处理,比如帕特农神庙,有这种传统,对历史的尊重,对既有文化的尊重,而我们很狂妄,前朝的东西见不得你留在那里,一把火给烧了。新领导把旧领导的标语给撕了。

  刘远:你说的这点很重要,人为的因素很重要。对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比如这次去德国我感受比较深,刚才看到的图片,现在柏林还有一个纪念苏军当年二战的烈士陵园。假如放到我们国家,过去东德已经成为历史了,特别那时候更说斯大林是暴君,现在变成你加入西德,大家成资本主义,那还保留你,纪念你干什么,还不给你拆了。像东北大连的斯大林广场,怎么还能保留斯大林广场,一定要改成人民广场,不知道当年苏联红军战士雕像还在不在,不过我1997年去时还有斯大林广场和苏联红军战士拿着枪的雕塑。

  在柏林大街边上我还看到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而且还比较大,这是社会主义鼻祖,当年的东德也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才有了苏联,才有了社会主义阵营,才有了一分为二的东德。现在证明你那个不行,都加入我了,我还把你祖师爷的东西留在那干什么,但其实他没有去掉。

  大门:在西方社会,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危害比希特勒更深,绝对是魔鬼。但无非是他没有直接杀人,希特勒是直接杀人,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又是反对宗教的,在西方主流文化里绝对是一个魔鬼的化身,包括现在西方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找出很多问题,包括恩格斯在晚年也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到最后,用他自己绝望的话,最好把这个全部毁灭,他是为了毁灭而毁灭,并不是为了重建。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主流文化里,马克思被当作魔鬼看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他的故里依旧有他的雕像,这就是文化的多元性。

  刘远:而且马克思、恩格斯雕像维护得非常好,他们不因为我们是主张资本主义的,你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你们是要埋葬我们资本主义的,没有因为这就把他挪走,或者消失。这表现了他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包容性,这也是我这次去的一点感受。

  大门:我的一个朋友拍毛泽东雕像,文革时期毛泽东肯定是被竖立雕像最多的,大江南北都有,结果现在很多被拆掉。为什么被拆掉,我在温州时中山公园对面,一上去是工农兵雕塑,一个老画家呼吁把那个雕像拆掉,他说因为那个东西让他想起那个很糟糕的年代,难道你拆掉那个年代就不存在吗?他痛恨一个时代,然后他要把那个时代的标志物全部去除掉,最后从历史中抹掉,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文化传统。像你为什么烧阿房宫,觉得搜刮民脂民膏给你烧了,带着很正义的勇气做着极没有智慧的事。

  段煜婷:目光是极为短浅的,其实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有那种很短浅的小农意识和功利主义,特别小农意识,特别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只要我能过得好就行,只要我能拿到利益,我这朝这代舒服、风光就够了,没有长远的历史观。

  大门:所以这个群体到现在也是一个问题,王朔骂中国人,吃点亏就在那哭爹叫娘的,扔块肉过去,马上吃得跟猪一样,边上人没东西吃,别人在叫他也不管,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写照。

  刘远:我这次去德国还看到了那里的地貌和自然环境,和我过去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我还注意到那里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北方相对古板一些,体现在所有建筑的房顶,包括斜坡屋顶的瓦都是黑色的或者深灰色的,但是当你走到南方以后,尤其过纽伦堡再往南走,到慕尼黑这块,越往南走,红屋顶越多。欧洲有很多国家的屋顶是红色的,尤其捷克的建筑都是很漂亮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捷克要比德国的环境优美得多,漂亮得多,捷克基本都是红屋顶,色彩鲜艳,环境是绿色的,屋顶又是红色的,墙又是白色的,看着多赏心悦目。但是到德国北方一看,屋顶都是黑糊糊一片,有点像德国人那种刻板的印象,体现在建筑上了,建筑和人的性格完全是对应的。

  但是随着地域的变化,走到中部时开始有黑有红,说明开始变化了。再往南,走到慕尼黑一带时,基本以红色为主,很奇怪。红色很鲜艳,很亮丽,建筑的风格越来越靠近捷克这一带,建筑风格就明显发生了变化,这点很有意思。能看出地域不同,建筑的色彩都是不同的,也从侧面反映出德国人的性格正在发生变化,不像过去说的非常刻板,一丝不苟,不苟言笑。他们现在的年轻一代的极限运动,比如骑自行车在天空中翻跟头,年轻人举行的派对,包括在慕尼黑凯旋门那里举行大型露天音乐会,这些方面都说明现代的年轻人在逐步改变过去德国人比较刻板、严肃的印象。事实上他们的民族性格也在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从场所来说,除了传统建筑,还有很多现代化的建筑;从文化上来说,比如我们到德累斯顿有个歌剧院,歌剧院的外貌很传统,我们在那里看了一场歌剧,原来想会看到经典的、古典的原汁原味的歌剧,要求人进去都要穿正装,女士们都穿的晚礼服,男的个个西装革履,中场休息时大家还端着红酒杯很悠闲的碰杯、聊天,非常优雅,每个人到那个环境里不会优雅都得优雅。

  但里面上演的剧目是个传统的剧目,叫花仙子,很有名的经典剧目,但是演出的那些演员穿的完全是现代服装,剧情还是古典的剧情,但是完全以现代人的观念进行演绎,里面有些场景变成了水怪那种场景,有点穿越的感觉,但是经典唱段还是完全过去的。一听觉得非常熟悉,基本剧情和唱腔、音乐都没变,但已经完全是现代人的服装和场景,带有穿越的感觉,重新演绎经典剧目,把传统的、经典的和现代的在文化上揉合起来,这也说明文化在逐渐发生变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我还想看看东德地区和西德地区的差别,特别在柏林很明显,柏林前东德地区过去有多工厂,老水泥厂、老厂房,但这些工厂基本都倒闭了,都是空无一人的。前东德的地方很多居民都不在这里住,因为没有工作,都到西德那边去了。这些厂房都被遗弃了,当然表面上看还都是不错的,还能依稀看到当年东德的景象。再往后面走,德雷斯顿以前是德国的工业重镇,可以看到原来的大片厂房和一排排的民居,社会主义时期的那种民居,也能看到现在新盖起来的东西,这又形成了反差和对比。又走到魏玛,走到那里可以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王朝,后来被希特勒取而代之,产生了希特勒这样的纳粹。原来魏玛只是一个名词,给人的感觉非常古老,到现场一看原来是这样,历史并不是很久远,是希特勒之前的历史时期,是共和国时期。那个城镇不大,但是那里的建筑很有味道,歌德也曾在那里住过,还有他和席勒的雕像。还有包豪斯学院就在魏玛,我当时就想居然走到了包豪斯学院门口,还专门跑到学院展馆里看了。过去以为包豪斯就是一种建筑形式,像北京的798,后来才知道包豪斯是一种设计风格,不限于建筑,也包括工业设计、平面设计、艺术品的设计。所谓的包豪斯风格就是简单、实用、简约,没有罗里罗嗦装饰性的东西这就是包豪斯最大的特点。像法国建筑到处都是装饰、雕塑、花纹,这是典型的古典式的,非常繁复、精细的,但是实用性很差,而包豪斯把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至,简约到极致,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它的实用功能。

  段煜婷:但又在现代美学上提供了一种现代简约的美。

  刘远:这就是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我去以后对包豪斯也有了新的理解,那个东西如果光看图片,图片都不能充分体现出来,而我又懒得动笔写,如果真把自己想到的都写出来,那又不一样了。但起码从内心上我有了收获,体验到了,在德国走了十多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东德、西德的感觉都有了,这次德国之行受益匪浅。

  段煜婷:你旅行主要是跟着旅行团走。

  刘远:我的旅行基本都是跟着旅行团,这些年除了初期,从2005年退出经商后,才开始认识玩摄影的朋友们,跟过几次摄影团以后,后来基本跟的是旅游团。为什么不跟摄影团了,因为摄影团去的地方基本比较重复,而我想去更多的地方,想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过去人生经历当中留下深刻人生印记的,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过去没机会,想亲眼目睹一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那些东西如果从摄影的角度,肯定人家觉得没什么可拍的,因为拍那些东西没有视觉冲击力,不适合参赛,也不适合评奖,那些东西拍出来是没用的,但我恰恰不看重那些,我拍这些东西压根儿不去考虑是否适合参加比赛评奖,我更看重我的这种人生体验和思考,所想关注的事情,亲眼目睹后记录下来,而且是多数人目前暂时没有这个条件到那些地方,我现在看到了,有这个体验,我记录回来,除了给我个人做了纪念之外,让更多人一块分享一下,如果分享以后大家看看热闹也好,或者有人能看得更深一点,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更好,我是这样想的。

  后来我基本不跟摄影团,跟旅游团,其实很多人也很反对我跟旅游团,说跟旅游团能拍多少东西,不自由,行程是固定的,凡是参加过旅游团,玩摄影的人,一听说我整天跟旅游团,就劝我不要跟旅游团,因为拍不到东西。确实旅游团不是以社会考察为目的的,说白了就是观光,观光的就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再加上购物点。从旅行社来说,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个景点20分钟、15分钟。我们到意大利罗马斗兽场,从小看历史书对那里印象多深,里面发生了多少故事,结果到了这个地方后,导游问15分钟够不够,很多团友居然说足够了,10分钟都行,旅游团的特点就是这。多数人就是想以它作背景照张相就行了,希望有更多时间去购物,好不容易到这来一趟,买点意大利的名牌。当然这也不奇怪,每个人的关注点和爱好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作为一般的旅游者观光客也是能理解的,拍完照以后,再转不还是斗兽场,还有什么不同,只是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无所谓对错。

  旅游团的特点是去的景点比较多,和摄影团最大的区别是,摄影团到了一个能出片的地方后,可以在一个景点连续待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到一天都在这个地方,给你足够的时间拍,一定要拍出最佳的光线、瞬间和角度。不在于去的地方多,关键是去的地方很有代表性,拍出来一定要精彩,一定要好看,将来一定要能出片子。而旅行团刚好相反,每到一个地方尽可能带你多看几个景点,可能摄影团只待了一个景点,而旅游团可能安排你三到五个景点,让你看到的东西更多,但是都不深入。就像赶鸭子上架,到这15分钟,到那20分钟,然后上车集合。按理说这不利于拍照,特别是如果抱着考察的角度是不利的。真正搞摄影的人,有这个条件,会很深入的在这个地方待下来,而且提前做很多案头工作,了解很多它的历史、文化,包括照片,然后从很多侧面深入下去。如果这次来了好多天还觉得有些东西没有拍到,可以过一段时间或第二年再来,往往来这个地方很多次,甚至很多年。像这样情况,一般专门搞摄影的人,一旦选择这个专题后,要拍深拍透。我选择旅游团恰恰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我之所以选旅行团有两个原因,一是语言问题,因为不懂英语,不跟旅行团到那里没办法沟通,吃住都是问题,而跟着旅行团什么都不用管,导游往那里领跟着去就行,什么都不用操心。但也有它的好处,看的东西多,这点恰恰和我的爱好相同,因为我不是拍专题的,也不是专门搞摄影,搞摄影的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挑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与众不同的,比较别致的专题下功夫,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要把它拍深拍透。而我恰恰不是做摄影的,也不是做专题的,我就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可能的多走一些地方。

  段煜婷:你这种方式是宏观的去建构自己知识架构的方式,是宏观的把握,同时又是宏观的一种表现,把你看到的东西做进一步思考对你来说重大的问题,也是对所有人来讲最重大的问题,比如历史和人的关系,这个地区为什么这样形成的,这个地区跟我们的地区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是对人本身的一种思考。

  刘远:我觉得旅行团比较符合我的爱好,去得地方比较多,虽然每个地方都不深不透,蜻蜓点水,而我恰恰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走更多的地方,这点是比较契合的,避免了语言不通的问题,也不用考虑安全的问题,这也是我选择旅游团的一个原因。但参加旅行团拍出的东西,容易一般化,容易旅游景点化,很多影友参加过旅行团后来都不参加了,因为觉得跟旅行团拍不到什么东西,根本没那个时间。很多人拍回来之后就是那些旅游景点的照片,但我会通过不同的拍摄方法,尽可能多拍些景点之外的东西。

  段煜婷:我从你的照片里,感觉到你已经摸索出这种方法,避免过于简单化的旅游当中的照片模式,从这组照片来看,实际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样的一种很有局限性的旅行方式,竟然能够让每一个观看者从你的照片里感受到冷静主义的摄影风格,一种更加审慎的摄影可观看态度,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好你拍的这组作品在德国,你以前绝大部分作品我都看过,也在一直关注你,我觉得是不是你在德国的旅行,德国改变了你,还是你在这个地方突然对自己的摄影方式进行了自觉的转变,变成了更加冷静审慎的态度,其实这种冷静主义的摄影风格,也是世界当代摄影非常重要的一种趋势,因为人类的艺术创作到了当代艺术阶段,已经不是抒情式的,感怀式的。甚至造型艺术初期的,只是为了表现美,造型艺术的特点,这样的创作时代已经过去了,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当代艺术的本质实际上把艺术作为更加认识自己,甚至反思自身的方式,这种方式要求每一个做当代艺术的要更加冷静、客观的研究,把这个世界当做研究的对象,甚至去颠覆。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这组作品更加具有当代性,实际上我一直在推广这种当代摄影的观念,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要用这个时代更加先进,更加有效的方式做事,进行创造。在艺术创作上,如果因循前人的东西,基本没有出路,只是一种学习和模仿,艺术最核心的东西是能不能发展出自己的观点,观看方式,甚至自己的语言。但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难的,一定要建筑在前人的基础上,但即便很难超越,还是要寻求一点超越,这组作品可能是你以后作品的转折点。

  刘远:说到摄影风格的转变,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是不自觉的,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每次到国外时,都会尽量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和瞬间,尽量争取多拍,而且很多时候拍的大量东西是在路途和交通工具上,因为到了旅游景点后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只能拍点纪念照,但实际每回我拍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路途中,因为除了旅游景点拍完就是坐各种交通工具,当然也有时候下车或吃饭,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我尽可能把这些不是景点的,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稀松平常的,平淡无奇的东西,但我恰恰认为对我而言是很有意思的,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拍下来。有时候拍的是巧遇,想象不到,在八九十码上百公里速度的车上能拍到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在运动状态抓拍下来的。我认为到一个地方不容易,也许这辈子就一次,所以尽可能的多拍点东西,是这种主导思想。

  段煜婷:你最有效的利用了资源。

  刘远:很多人旅游回来后看到我整理出来的东西,他们说你拍的东西我怎么没看到。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大家都在打瞌睡,我一路盯着,随时出现什么就拍下来,他们肯定都没注意到。实际上很多好的东西,精彩的东西是在路上,而不是景点。在大家都认为拍不到什么东西时,我还能拍到不少东西,我觉得恰恰在不是典型的地方拍出来的东西,反而更能反映这个国家和地方的本质。

  段煜婷:以后你会不会有可能专注于一个地方,拍一组专题回来。

  刘远:不排除这个可能。

  大门:或者盯住某一个东西,某一个类型,某一个点拍。

  段煜婷:比如拍广州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广州是你最熟悉的地方,而且恰恰可以做深度观看研究的地方。

  大门:深度的观察和广度的游历不一样。

  段煜婷:对广州深度的观察,实际是对文化更深入的挖掘。

  大门:我最早看到的刘远的照片是朝鲜的,那年在平遥,我现在觉得刘远的照片越来越自如,可能以前拍照时会想很多,但现在会更自如,更本能,很精确,但感觉人比较松驰。

  段煜婷:特别是德国这组作品,以前朝鲜,我能感受到受技术摄影和报道摄影的影响,会有报道摄影的语言,但实际上一个成熟的摄影家,任何语言方式都需要非常谨慎的使用。报道摄影是个特殊的用于媒体发表报道的语言方式。你德国的这组作品,语言风格非常淡化,看不到特别强烈,特别有张力的冷静语言的方式,我认为非常好。这也是摄影家很难做到的,从某一种特定的风格很强的方式进行突破,走到一种看似没有技巧和没有痕迹的阶段,实际上这也是所有的艺术创作最终走向顶峰,走向大师之作的突破,需要你把所有技巧隐匿掉,让别人看不到,而实际上你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了最深刻的道理。

  刘远:我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在按快门时没想那么多,基本当时什么都没想,是近乎于条件反射式的,就觉得这个瞬间必须要按快门,也很少用打机关枪那种方式。很多影友为了不错过精彩瞬间,都采用连拍的方式,而我基本采用点发。当时也顾不上想那么多,几乎近似于条件反射式的按下快门,按快门时什么都没想,只是按快门而已。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多年来的生活经验,包括拍摄经历及对器材的熟悉,对拍摄方法的熟练,包括对事物的观察基础上,每个人一天到晚看到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按快门,那要拍多少东西,总是要有所取舍,总是99%以上的东西不拍,而实际拍的恐怕1%都不到,每个人按快门实际上都是一种取舍,为什么在这个瞬间按下快门,在那个瞬间不按下快门,这就是建立在一个人多年来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的兴趣爱好,对外界客观观察能力,包括最后对器材的熟练使用程度,包括拍摄的技巧,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这些年自从爱好摄影以后,看的摄影方面的东西不少,各种各样风格流派的图片、文章,尤其喜欢看理论文章,不仅仅看图片。看图片时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风格,不喜欢哪一个风格,各种风格,各种流派来者不拒。甚至有很多先锋、当代的,有时自己也看不懂,但是不妨碍去欣赏,看不懂没关系,但是知道还有人这样拍,能把作品整成这样,不一定自己喜欢,但起码应该知道有这种方法。看多了以后,对自己是潜移默化的,看惯了各种风格、流派的东西,有时会无形的在拍摄过程中受到影响。遇到不同的拍摄对象和不同拍摄场景时,各种流派、风格的拍摄方法都不妨一试,如果时间充裕我也会有意的试一下,模仿一下,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也会盲拍,而且八九不离十,这与熟练程度有关。重要的是不要错过精彩瞬间,画面不理想还可以后期剪裁,但是一旦错过就没办法了。

  这些年认识了你们这些摄影界的老师、专家和高手,帮我挑图片,做展览,编画册,这个过程中我也提高了很多。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观,有不同的偏好,积累了多少年的基础上对图片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不同的,我就会想为什么他喜欢这张片子,为什么要对这张片子做这样的处理,这会引起我的思考。我觉得自己又从中学到了东西。包括从上一次连州关于广州老城区的展览,到这次做德国的展览和画册,我从你们两位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都很难得。非常感谢!

  2012年8月10日于广州华侨新村

  段煜婷摄影评论家、策展人、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艺术总监

  大门(章翔鸥)摄影家、策展人、摄影评论家